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国企而言，当前最核心的焦虑只有一个：旧的增长路彻底走不通了，新的增长路迟迟找不到。  

一边是依托城镇化与土地红利构建的传统主业，增长天花板已全面焊死，规模扩张的老路走到了尽头；另一边是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陷入不敢投、不会投、投不对的系统性能力陷阱。二者之间形成的"增长真空"，绝非短期经济周期带来的增速波动，而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传统增长逻辑彻底失效、新增长逻辑尚未建立形成的系统性断层，已成为制约地方国企高质量发展、阻碍区域新旧动能转换、加剧地方财政与金融风险的核心症结。  

2023年启动的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明确将着力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任务；2024年国务院国资委多次召开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重点强调地方国企要加快破解传统路径依赖、补齐市场化能力短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否破解"增长真空"困局，已成为地方国企落实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要求、实现转型升级的核心命题。  

一、增长真空的底层根源：传统主业的增长闭环，已全面崩塌  

地方国企的增长真空，本质是支撑其发展数十年的三大传统增长支柱，同时触及了不可逆转的增长天花板，过去赖以生存的发展逻辑已全面失效。  

1.城镇化红利消退，土地-基建-地产的增长循环彻底断裂  

过去二十余年，地方国企尤其是城投平台的核心增长逻辑，深度绑定于土地财政-城投融资-基建投资-土地升值-财政增收的闭环体系。但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这一循环的底层支撑已彻底瓦解。  

从核心数据来看，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提升至2024年的66.9%，已接近高收入经济体城镇化中后期阈值，大规模新城建设、基建铺设的增量时代正式终结。与之对应，全国基建投资增速从2010年的18.5%回落至2024年的3.2%，中西部多数省份增速不足2%，部分人口外流型省份甚至连续负增长。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进一步击穿了循环核心支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从2021年17.9亿平方米的峰值，回落至2024年的9.3亿平方米，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2022-2024年连续三年负增长，累计跌幅超40%。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城投平台生存逻辑彻底失效。截至2024年末，全国城投平台存量资产规模超130万亿元，其中80%以上为公益性基建资产、应收政府款项等低效资产，无法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过去这类资产可通过土地升值、财政回款实现闭环，如今土地红利消退、财政收支承压，多数城投平台陷入无活可干、无钱可赚、借新还旧的困境，除承接少量政府公益性项目外，完全没有市场化增长来源。  

2.传统制造业产能约束加剧，规模扩张老路陷入恶性循环  

对于地方产业类国企而言，其主业大多集中在资源型产业、重化工、传统装备制造、建材等领域，这类产业既是地方经济支柱，也是国企营收与利润的核心来源。但当前，传统制造业已面临产能过剩、需求疲软、成本上行的三重约束，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一方面，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已从周期性过剩转向绝对性过剩。2024年，我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基础化工等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跌破行业盈亏平衡线，多数地方国有制造企业陷入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另一方面，双碳目标刚性约束持续收紧，环保、能耗、安全标准不断提升，传统重化工产业技改投入、合规成本持续攀升，而产品价格长期低迷，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地方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2.1%，远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2%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民营工业企业6.7%的盈利水平。  

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多数地方国有制造企业长期依赖地方政府资源倾斜与市场保护，缺乏核心技术与市场化竞争力，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边界长期局限于本地及周边区域。一旦本地需求见顶，便没有拓展全国市场的能力，只能通过扩大产能维持增长，最终陷入越扩越亏、越亏越扩的恶性循环，部分资源型省份国企甚至出现主业连续亏损、完全依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营的局面。  

3.公用事业公益性与盈利性矛盾加剧，增长空间被刚性锁定  

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本是地方国企的压舱石业务，具有现金流稳定、受周期波动影响小的特点。但近年来，这类业务也面临增长停滞、盈利下滑的双重困境，无法成为填补增长空白的支撑。  

从盈利端来看，公用事业强公益性属性决定了其产品与服务价格受政府严格管控，调价周期长、幅度小，无法覆盖持续上行的原材料、人工、运维成本。2020-2024年，全国公用事业行业平均毛利率从28.3%下滑至19.7%，其中公交、供水等领域超过40%的地方国企处于盈亏平衡线以下，只能依靠地方财政补贴维持运营。而近年来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加剧，对公用事业的补贴能力与意愿持续下降，部分县区甚至出现补贴拖欠，导致相关企业陷入亏损运营、越干越亏的境地。  

从增长端来看，公用事业的市场空间与区域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直接挂钩。随着我国人口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与县域人口持续外流，多数区域公用事业的需求总量已见顶，增长空间被刚性锁定。而多数地方公用事业国企受体制机制与区域壁垒限制，无法跨区域拓展市场，也缺乏市场化增值服务运营能力，只能局限于本地维持基本运营，完全没有增长潜力。  

二、增长真空的核心矛盾：新赛道投资，陷入不敢投、不会投、投不对的死循环  

在传统主业全面见顶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本应成为地方国企填补增长空白、实现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但现实情况是，多数地方国企在新兴产业投资中，陷入了想投不敢投、敢投不会投、会投投不对的系统性陷阱，无法形成可持续的新增长极，最终加剧了增长真空的断层效应。  

1.体制机制刚性约束，形成天然风险厌恶，导致不敢投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核心特征，技术迭代速度快、市场格局变化快，投资失败概率远高于传统产业。这一特征，与地方国企现行的考核体系、决策机制、追责制度形成了根本性冲突，是导致国企不敢投的核心根源。  

首先，短期化考核体系与新兴产业长周期发展规律完全相悖。当前地方国企的核心考核目标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周期以年度为主，重点聚焦营收、利润、资产负债率等短期财务指标。而新兴产业投资往往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培育期，短期内不仅无法贡献业绩，还会增加企业负债、拉低当期利润，与考核目标形成直接冲突。为完成年度考核任务，多数国企管理层更愿意坚守能稳定产生现金流的传统主业，不愿布局短期看不到收益的新兴产业。  

其次，冗长的决策流程与新兴产业的市场窗口期完全不匹配。地方国企的重大投资决策，需要经过企业内部党委会、董事会、经营层多层审议，再上报国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全流程下来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时间。而新兴产业的技术迭代与市场机会转瞬即逝，等审批流程完成，市场窗口早已关闭，这使得国企在新兴产业投资中天然处于被动地位。  

最关键的是，容错不足、追责过度的制度设计，形成了强烈的逆向激励。当前针对国企投资的追责制度，普遍存在失败必追责、成功少激励的特点：对于投资失败的项目，无论是否符合决策程序、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往往都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而对于投资成功的项目，相关人员的激励却非常有限，甚至没有额外激励。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国企管理层形成了干多错多、不干不错的风险厌恶心态，对于新兴产业投资，普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宁愿守着传统主业吃老本，也不愿承担风险布局新赛道。  

2.能力体系的根本性鸿沟，导致不会投  

地方国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核心能力是政府资源对接、工程建设管理、政策性融资，而新兴产业投资需要的是产业研判能力、技术识别能力、市场化投资能力、投后赋能能力、资本化运作能力，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能力鸿沟，这是地方国企不会投的核心症结。  

其一，缺乏专业的产业研判能力，只能盲目跟风布局。多数地方国企没有专门的产业研究团队，对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产业链结构、技术路线、市场格局、竞争态势缺乏系统性认知，甚至连基本的产业链图谱都无法绘制，根本不知道该投什么赛道、什么环节、什么企业。最终只能跟随市场热点，哪里热就往哪里投：光伏热时全国超半数省份要求地方国企布局光伏产业，大量企业扎堆投组件、硅片等中下游环节；储能热时大批国企跟风布局储能电站、电池制造；AI兴起后，不少县域城投平台都试图布局人工智能产业。这种盲目跟风的结果，就是加剧行业产能过剩，最终陷入亏损。2024年光伏组件价格全年跌幅超60%，全国超70%的地方国企光伏投资项目陷入亏损，部分项目直接烂尾，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其二，缺乏市场化的股权投资与风险控制能力，屡屡踩坑被骗。多数地方国企的投资团队，多是从传统工程、财务部门转岗而来，没有专业的股权投资背景，不会开展尽职调查、不会进行估值定价、不会设计交易结构、不会搭建风险控制体系。面对市场上包装华丽的新兴产业项目，很容易被虚假的技术、夸大的业绩、虚构的市场前景忽悠，最终导致投资打水漂。近年来，多地地方国企在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出现巨额投资亏损，核心原因就是缺乏专业投资能力，被劣质项目、骗子公司欺骗，甚至出现厂房建完、团队跑路、设备闲置的极端情况。  

其三，缺乏投后赋能与资本化运作能力，无法形成投资闭环。新兴产业投资的核心逻辑是三分投、七分管，投后赋能是决定投资成败的关键，而资本化退出则是实现投资闭环的核心。但多数地方国企普遍存在重投资、轻管理的问题，投完资金后便当甩手掌柜，既没有能力为被投企业提供技术、市场、人才、管理等方面的赋能支持，也没有能力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管控，最终导致项目经营恶化，形成坏账。同时，多数地方国企只熟悉依托政府信用的债权融资，对股权融资、产业基金、并购重组、IPO等资本化运作方式完全不熟悉，投进去的资金无法通过市场化方式退出，长期沉淀在项目中，形成大量低效资产，不仅无法贡献增长，反而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  

3.区域禀赋错配与政府干预错位，导致投不对  

除了体制与能力的约束，地方国企在新兴产业投资中，还普遍面临区域禀赋错配与政府干预错位的问题，最终导致即使敢投、会投，也难以投对项目，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一方面，新兴产业的集聚效应与区域禀赋错配，导致项目先天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极强的马太效应，人才、技术、资本、产业链配套等核心生产要素，高度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以及成都、武汉、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广大三四线城市、中西部县域，根本不具备发展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高端新兴产业的基础条件。但很多地方政府不顾自身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盲目给国企下达招大引强、布局高端产业的任务，要求国企必须布局热门赛道。最终国企硬着头皮投进去，才发现没有人才支撑、没有配套能力、没有市场需求，项目根本无法正常运营，只能变成僵尸项目，造成巨额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投资决策完全偏离市场逻辑。很多新兴产业投资项目，并非地方国企基于市场研判做出的自主决策，而是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招商任务、追求政绩，强行压给国企的政治任务。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国企落地即投产、投产即纳税，完全违背新兴产业的培育规律；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把国企当成招商引资的提款机，要求国企为引进的项目提供垫资、担保，甚至直接出资接盘劣质项目。这种非市场化的投资决策，最终导致项目落地后根本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所有风险全部由国企承担，不仅没有培育出新的增长极，反而给国企增添了新的包袱。  

三、警惕！增长真空正在引发系统性风险，从企业危机传导至区域经济全链条  

地方国企的增长真空，绝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而是会通过财政、金融、产业、就业等多个渠道，向区域经济全链条传导，形成系统性风险。若不能及时破解，不仅会导致地方国企自身的生存危机，更会严重阻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甚至引发区域性的经济与金融风险。  

1.企业端：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债务违约风险集中暴露  

增长真空的直接后果，是地方国企营收与利润持续下滑，现金流不断恶化，而债务规模却居高不下，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债务违约风险大幅上升。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220万亿元，负债总额超130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接近60%；其中城投平台平均资产负债率超65%，弱区域、低资质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普遍超80%，远超警戒线。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多数地方国企的资产以公益性、低效性资产为主，无法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对有息债务的覆盖率不足1，完全依靠借新还旧维持生存。在传统主业增长见顶、新兴产业无法贡献现金流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持续下降，债务违约风险持续积累。2023-2024年，全国已有超20家地方国企出现债券违约，涉及金额超500亿元，非标违约、商票逾期等事件更是频发。若增长真空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未来3-5年，弱区域、低资质地方国企将迎来债务违约的集中爆发期，不仅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可能引发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2.财政端：第二财政彻底失灵，基层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  

长期以来，地方国企一直是地方财政的第二财政：一方面通过土地出让为地方政府贡献政府性基金收入，通过上缴利润、税收补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另一方面承担了大量公益性项目建设，直接减轻了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但在增长真空的背景下，地方国企自身经营困难，不仅无法为地方财政贡献收入，反而需要地方财政持续注资、补贴、担保，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的收支矛盾。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地方国有企业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不足5000亿元，同比下降超10%；而地方财政对国企的补贴支出超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5%。对于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的中西部地区与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国企又无法贡献新的收入来源，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持续扩大，基层财政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压力持续加大，部分县区已出现财政重整的情况。若增长真空持续扩大，地方国企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将进一步弱化，甚至可能从第二财政变成财政包袱，加剧基层财政的运行风险。  

3.产业端：区域新旧动能转换断层，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拉大  

地方国企作为区域内规模最大、资源最多的市场主体，本应是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力军、产业升级的引领者。但在增长真空的背景下，地方国企既无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无法培育新兴产业，导致区域新旧动能转换出现根本性断层，区域经济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  

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与三四线城市而言，传统产业是区域经济的主体，新兴产业是未来的增长动力。地方国企的增长真空，使得区域经济失去了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只能继续依赖传统资源型产业、低端制造业，在全国产业链分工中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更严重的是，区域经济增长乏力，会导致人才、资本等核心生产要素持续外流，进一步削弱区域产业发展能力，形成增长停滞-要素外流-增长更停滞的恶性循环，最终陷入区域版的中等收入陷阱。  

4.金融端：金融资源持续错配，区域金融生态持续恶化  

增长真空还会导致区域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持续恶化区域金融生态。一方面，大量信贷资金持续流向低效的传统产业与面临债务风险的地方国企。银行出于维稳考虑，只能通过续贷、展期等方式维持企业借新还旧，形成大量僵尸贷款，挤占了有限的信贷额度；而真正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企业、中小微企业，却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持续加剧。  

另一方面，地方国企在新兴产业投资中的盲目跟风、屡屡踩坑，导致大量金融资源被浪费，形成大量不良资产，不仅侵蚀了银行体系的利润，还降低了区域金融体系的风险抵御能力。更关键的是，一旦地方国企出现债务违约，会严重破坏区域信用环境，导致金融机构对区域内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融资门槛提高，甚至出现信贷一刀切的区域信用塌方，对区域经济造成长期不可逆的伤害。  

四、破解增长真空的核心路径：四大维度重构地方国企增长新逻辑  

破解地方国企的增长真空，不能依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措施，必须从重构增长逻辑、盘活存量资产、构建产业能力、深化体制改革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转型重构与能力再造，才能让地方国企真正走出困境，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和主力军。  

1.重构增长逻辑：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明确核心发展定位  

破解增长真空的第一步，是彻底摒弃过去以规模扩张为核心、以政府信用为驱动的传统增长逻辑，重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以产业能力为驱动的新增长逻辑，明确地方国企的核心定位。  

首先，要彻底厘清政企边界，推进政企分开。地方政府必须摒弃把国企当成融资平台、招商工具、钱袋子的传统思维，明确地方国企的核心定位是区域产业发展的引领者、城市运营服务的提供商、国有资产价值的管理者，严格剥离国企的政府融资职能，严禁干预国企的正常经营决策，给国企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让国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市场化主体。  

其次，要实行分类定位、差异化发展，杜绝一刀切。对于公益类国企，核心定位是保障民生、提供公共服务，考核重点聚焦服务质量、运营效率、成本控制，而非盈利与增长，通过理顺价格机制、财政补贴机制，保障其可持续运营；对于功能类国企主要是城投平台，核心定位是城市运营服务商与产业投资平台，要彻底从建设方转向运营方，从融资平台转向资产运营平台，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拓展城市运营服务、培育产业投资能力，实现可持续增长；对于竞争类国企，核心定位是市场化产业主体，考核重点聚焦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行业地位，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聚焦主业走专精特新路线，打造核心竞争力。  

最后，要树立先稳基本盘，再谋新发展的战略定力。地方国企必须摒弃盲目跨界、追热点、赚快钱的浮躁心态，不能在传统主业尚未稳固的情况下，盲目布局新兴产业。必须先把传统主业的价值挖深挖透，筑牢现金流的压舱石，再循序渐进地布局新兴产业，避免陷入旧的丢了、新的没起来的更大困境。  

2.盘活存量资产：深挖传统主业价值潜力，筑牢增长基本盘  

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而是地方国企的基本盘与现金流核心来源。破解增长真空，首先要做好传统主业的存量盘活与价值深挖，延长传统产业生命周期，找到传统主业的第二增长曲线，而非盲目放弃传统主业。  

对于基建类城投平台，要全面推进从工程建设到资产运营的转型。城投平台手中掌握的停车场、充电桩、管网、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产业园、保障性租赁住房等资产，虽然公益性强，但拥有稳定的现金流，是最核心的优质资产。要对这类资产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与专业化运营，提升资产收益水平，再通过基础设施REITs、ABS等资产证券化方式盘活重资产，回笼资金后再投入新的有现金流的资产，形成投资-运营-盘活-再投资的良性闭环。同时，要从传统基建建设，向城市更新、园区运营、智慧市政、物业管理、商业运营等领域延伸，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城市运营服务能力，形成持续的市场化营收来源。  

对于传统制造类国企，要全面推进从规模扩张到专精特新的转型。要彻底摒弃靠产能扩张实现增长的老路，聚焦主业在细分领域做深做透，打造核心技术与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要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从产业链中上游向下游延伸，从卖原材料、初级产品，转向卖终端产品、解决方案、技术服务，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与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要打破区域壁垒，积极拓展全国市场，融入全国产业链供应链，摆脱对本地市场的依赖。同时，要通过市场化并购重组，整合区域内同类型企业，避免同质化竞争，集中资源打造行业龙头，提升行业话语权与定价能力。  

对于公用事业类国企，要全面推进从公益服务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市场化增值服务，打破增长天花板。水务企业可向工业废水处理、水环境治理、智慧水务解决方案等ToB业务延伸；燃气企业可向分布式能源、光伏、储能、综合能源服务等领域拓展；公交企业可向物流配送、汽车租赁、广告传媒等业务布局。同时，要积极推进跨区域整合，通过市场化并购扩大市场规模，摆脱对本地市场的依赖；通过数字化智慧化改造，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与盈利水平。  

3.构建产业能力：建立科学的新兴产业投资体系，破解三不投困境  

在筑牢传统主业基本盘的基础上，地方国企要循序渐进布局新兴产业，核心是构建与新兴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能力体系，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与风险控制机制，真正把新兴产业打造成可持续的新增长引擎。  

第一，建立市场化的考核与容错纠错机制，解决不敢投的问题。国资监管部门要对新兴产业投资实行差异化考核，打破年度短期考核限制，建立3-5年的中长期考核周期，考核重点从短期利润转向长期产业培育价值、技术突破与产业链带动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容错边界与免责情形，对于符合决策程序、勤勉尽责、无利益输送的新兴产业投资项目，即使出现投资失败，也免于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消除管理层的后顾之忧。还要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对新兴产业投资团队实行跟投机制、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把团队利益与项目成败深度绑定，形成激励与约束对等、风险与收益匹配的正向激励。  

第二，构建专业的产业研判与投资能力，解决不会投的问题。首先，要组建专业的产业研究与投资团队，引进具有产业背景、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才，同时与头部产业咨询机构、VC/PE机构、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外部智库，深入研究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绘制产业链图谱，结合区域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筛选适合自身布局的细分赛道，杜绝盲目跟风。其次，要创新投资模式，摒弃直投的粗放模式，建立基金+基地+产业的分层投资体系：先作为LP参与头部产业资本的基金，学习投资逻辑与风险控制能力，积累投资经验；再成立自有产业基金，与头部机构联合投资、跟投，逐步培养直投能力；最后对成熟的、符合区域产业方向的项目，通过并购重组落地产业化，打造产业基地，带动区域产业链发展。这种分层模式，既能大幅降低投资风险，又能快速培育自身投资能力。同时，要建立全流程投资风险控制体系与投后赋能体系，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被投企业提供全方位配套服务，提升投资成功率。最后，要构建资本化运作能力，打通投-管-退闭环，通过IPO、并购重组、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实现顺利退出，形成滚动投资的良性循环。  

第三，以场景换产业、以应用促发展，解决投不对的问题。地方国企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市政、新能源应用等大量政府应用场景，这是布局新兴产业的核心抓手。要摒弃花钱买技术、买项目的传统模式，采用场景开放+技术合作+产业落地的模式，用场景换产业，用应用促发展。同时，要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布局新兴产业配套环节，做产业链的补链、强链、延链，而非盲目跨界布局与本地产业无关的赛道，充分利用本地产业基础与配套能力，降低投资风险，带动区域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4.深化体制改革：推进系统性国资国企改革，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破解地方国企的增长真空，根本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国企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国资监管体系与现代企业制度，为国企转型发展提供长期制度保障。  

一是推进国资监管体系改革，从管资产全面转向管资本。国资监管部门要转变监管方式，减少对国企经营决策的直接干预，聚焦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国有资本运作、提高国有资本回报、维护国有资本安全。要全面实行分类监管、差异化考核，针对不同类型国企制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与考核体系，对竞争类国企，要全面放开经营自主权、投资决策权、选人用人权、薪酬分配权，完全实行市场化监管与考核。  

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完全市场化的经营机制。要全面落实董事会职权，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要全面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打破身份界限，面向市场选聘专业管理人才与技术人才，实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要建立与业绩完全挂钩的市场化薪酬激励体系，推行超额利润分享、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机制，实现薪酬能增能减，充分调动管理层与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是推进区域性国资国企整合，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要对区域内分散的地方国企进行全面梳理整合，打破部门、行业、区域界限，合并重组同质化企业，集中资源打造综合性国资运营集团、产业投资集团、城市运营集团，避免同质化竞争，提升规模效应与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推动国有资本从低效、无效领域退出，向关系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与主业集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与回报水平。  

结语  

当前地方国企面临的增长真空困境，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转型重构的重大机遇。破解增长真空，绝非一蹴而就，需要地方政府与国资监管部门保持战略定力，为国企松绑赋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更需要地方国企自身彻底转变发展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深化改革、重构能力，先筑牢传统主业的基本盘，再循序渐进培育新兴产业的新引擎。  

中企规划院认为，地方国企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与主力军，唯有彻底摆脱对传统增长路径的依赖，真正走上市场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才能走出增长真空的困境，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基层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