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新城新区最大推动力

《2015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的主题新常态下新城新区的发展。《2016年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更加突出新城新区在创新引领方向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 ，报告试图描绘出新城新区的“创新图像”。

《2016年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新华社瞭望智库、瞭望东方周刊、北京交通大学面向城镇化的综合交通协同创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等国内十余家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成果，共有国内外40余位作者参与报告编写。报告分为总论、年度聚焦、新区篇、新城篇、案例篇等部分，主要特征表现在：

一是拓展了新城新区的研究对象。2016年的《报告》除了研究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新区，以及高铁新城、空港新城、科教新城、智慧新城等新城，还着重研究了自贸区、海绵城市等新区新城现象 。报告的“年度聚焦”专题 专门从京津冀新城新区协同发展角度，研究了新城新区创新共同体的问题 。

二是对新城新区的本质内涵认识更加深刻。报告提出，如果仅从设立时间上来讲，从来新城将旧城，从来新区将旧区。报告中提出，所谓新城新区，其本质内涵就是一系列的创新，唯有创新红利才是新城新区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三是对新城新区的作用与意义的总结更加全面。除了推动人口积聚、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制度试验等功能之外，我们看到了新城新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的新角色、新功能。

最后，所有作者的论述都在指出：推动新城新区发展的方法路径应更加科学。整篇报告收录了大量成功的新城新区案例，其中展示的许多方式方法与路径，都是新城新区创新发展必须遵守的规律。

报告提出，新城新区生命力在新，它们遭遇的烦恼与未来的空间也源自于新。创新是新城新区最大推动力，要从创新角度重新认识新城新区的历史角色与未来发展道路。  
推动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成为重大任务

以国家新区为龙头的新城新区，改革重点得到明确，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1992年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获批。此后一直到2012年共有6个国家级新区。2014年共有5个国家级新区面世。 2015年4月，湖南湘江新区获批，此后不到12个月时间，南京江北新区、福州新区、云南滇中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等国家级新区相继面世，2015年由此成为国家级新区获批最为密集的时期。

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2015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国家级新区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6月召开国家级新区第一次工作会议，9月出版《国家级新区发展报告2015》。

 

 

国家级新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这是其密集获批的重要原因。根据2014年、2015年的统计数据，有7个国家级新区人均GDP超过所在省/市的1.5倍，有4个人均GDP超过所在省/市的2倍。很明显，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

值得关注的是，推动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成为重大任务。
2016年国家有关部门首次统一明确了17个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共54项，其中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体制机制创新的份量最重，各有5项内容；其他15个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重点一般为3项。对上海浦东新区的要求是：进一步深化和有序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以政府服务、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制度等创新为重点，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天津滨海新区的要求是：务实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改革创新，全方位推动港区协调联动探索，提升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力。

《2016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同时指出：国家级新区成绩卓著，但存着不足，包括：产业结构仍需调整优化，区域创新能力不足，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滞后，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不高等。

  两支老牌劲旅的创新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阵营里，老中青都有，不同发展阶段共存，普遍面临着由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的压力‘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在2012-2013年间快速增长后，进入到平稳增长阶段。2014年新获批国家级开发区共9家，增长率仅2.8%。2015年，新获批国家级开发区达到31家，增长率为9.3%。截至2015年10月，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有21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1年批复5家，2012年批复17家，2014年批复9家，2015年批复16家，是近年来批复最多的一年，总数由2014年的129个上升到2015年的145家。

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我国新城新区的两张老牌劲旅。
在新城新区的体系中，两区资格老、贡献多，曾经有力地支撑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

1984年5月，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便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决定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扩大其权限，给予境外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并同时在这些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先行区，开发区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三位一体的资金大循环模式，开启了以制度创新引领工业经济发展的道路。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萌芽时期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有关专家和学者以美国“硅谷”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创办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议；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胆识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员相继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办了各种科技企业，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集结着大批科技企业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崛起，它为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验区，从而奠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基础；同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序幕。

2010年以来，经开区、高新区面临的外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开区、高新区内部的竞争格局也有了极大变化，大致来说，目前经开区、高新区“老中青”都有，三个阶段并存：少数领先的经开区、高新区处于创新引领发展阶段；多数处于由投资引领向创新驱动的过渡阶段；还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处于较为传统的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

可以说，经过30多年发展，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与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已经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前，经开区与高新区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肩负的历史使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2015年11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颁布。《纲要》提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初步具备了率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成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稳定剂”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氛围。

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核制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当前经开区迫切需要通过完善考核、分类指导、综合施策，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继续发挥生力军作用。

通过创新实现转型与升级已经成为切实的行动。2016年6月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出《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的通知》，在拥有长江岸线资源的11个省、市中挑选出了33个开发区（平均3个），作为长江经济带的“转型升级示范区”。主要任务包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承接国际、沿海产业转移，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产城互动，引导产业和城市同步融合发展；低碳减排，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开发区；创新驱动，建设科技引领示范开发区；制度创新，建设投资环境示范开发区。

   京津冀新城新区探索创新共同体

“共同体”将扩大现有新城新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促进新城新区发挥辐射与带动作用，是未来新城新区发展的重要方向。

北京、天津、河北省地区的新城新区，无论是设立时间还是发展速度一直走在全国的前沿，区域内新城新区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目前区域内国家级新区和地方政府建设的各类新区新城共计三百多个。新城新区在京津冀协同中作用重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疏解北京非首都职能，重点建设“4+N”功能承接平台。其中“4”是指曹妃甸、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张承生态功能区、滨海新区等区域承接平台，“N”是指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宁河京津合作示范区、武清京津产业新城、宝坻京津科技新城、沧州渤海新区、正定新区、北戴河新区、白洋淀科技城等平台。可以看出，京津冀区域中新城新区已经成为引领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将在高新技术发展、创新创业政策、房屋去库存等方面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协同的基础性平台。作为京津冀地区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得到充分重视，被赋予更多的职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天津定位为“一基地三区”，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与国发〔2006〕20号文件赋予滨海新区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功能定位具有极大相似性和延续性。而且，滨海新区将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4个战略合作功能区之一，同时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是承接非首都功能的特色园区，滨海新区成为天津对接京冀、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载体。中关村在京津冀协同中发挥了引领性的作用。中关村已与天津滨海新区、宝坻，河北石家庄、唐山、秦皇岛、承德、廊坊、保定等地区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务实推动了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新城、石家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业基地等一批科技园区和产业基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中关村领军企业已在河北设立分支机构1029家，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503家。而随着中关村经济结构进一步趋向“高精尖”，包括津冀在内的京外企业，也纷纷在中关村设立研发机构、总部等。中关村与京津冀区域协同的主要模式包括：转型创新模式复制、部分功能外迁、企业外迁、企业投资、技术输出、共同基金、上下游产业链联动、建立河北分园、共建共管等等。中关村园区与区域内其他新城新区共建创新共同体，主要做法包括：政府部门统筹协调，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资本为纽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京津冀协同创新；搭建科教协同平台，跨区域共建园区；实施创新社区共建工程；促进服务资源合理分配，加强三地人才交流等。滨海新区、中关村等新城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角色与作用，与以往相比，有着重大的提升、飞跃，最重要的提出了“共同体”的发理念，并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共同体”将扩大现有新城新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促进新城新区发挥辐射与带动作用，是未来新城新区发展的重要方向。

表1 中关村十六园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

 

 

京津冀以新城新区为主体，打造创新共同体，还处于初步阶段，存的问题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水平差异大，新城新区发展水平分化；数量较多，资源分散，投入产出不经济；新城新区发展策略同质化，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不足等等。

  “四大板块”引领新城新区发展新方向

“四大板块”突出了功能性目标。它们的新功能往往是在原有新城新区空间功能上的叠加，更加明确体现了创新型城市发展的要求与方向。

在新城新区结构性变化中，出现了一批“生力军”：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开放型新城新区；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内容的智慧新城、智慧新区、智慧小镇；以 海绵城市建设为内容的海绵新城、新区；绿色新城、新区；循环型新城、新区等等；以空港新城、高铁新城为代表的交通枢纽型新城新区等等，脱颖而出，展现出活力与竞争力。
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开放型新城新区。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运行。一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验功能进一步丰富，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统计显示，2015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以上海1/50的面积，创造了全市1/4的生产总值，加快了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

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内容的智慧新城、智慧新区、智慧小镇。
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15〕14号)》。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重申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设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相关规划显示，“十三五”期间政府对智慧城市的直接投资将逾5000亿元。与老城区相比，新城新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难度大大降低，并且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城的空间规划、土地规划、产业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可以同步实施。因此，智慧新城成为全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的新热点。

以海绵城市建设为内容的海绵新城、新区；绿色新城、新区；循环型新城、新区等等。
2015年4月，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的讲话精神和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要求，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组织了2015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评审工作，通过了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其中包括1个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9个地级市以及2个国家级新区。中央财政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给予专项资金补助也给予了明确的标准，一定三年，具体补助数额按城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会城市每年5亿元，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

海绵绿色城市的创新实践引人瞩目。贵安新区立足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率先在开发中采取低影响开发模式，探寻海绵城市建设的新路径。在借鉴国内外城市对雨水资源有效利用的经验上，以生态文明理念和新型城镇化精神为指导思想，构建“山水林城田”一体的贵安新区海绵系统。西咸新区作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倡导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着力打造现代田园城市；湛江则致力打造建设脚印城市、海绵城市、循环城市的理念，出台海绵城市建设方案，实施主城区治水十年规划和三年计划，完成8条河涌清淤截污和6个“水浸街”黑点整治，成功申报建设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湛江开发区成为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而重庆探索生态治水，最大限度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积存、渗透和净化，山城要像海绵一样有弹性。

以空港新城、高铁新城等为代表的交通枢纽型新城新区。
中国民航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民航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总客运量达到了4.5亿人次，比上年增长了11.1%，货运总量达到了625万吨，比上年增长了5.2%。至“十二五”期末，国家计划建设全国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30个以上，覆盖全国94%的经济总量和83%的人口区域。截止到2015年底，机场客运吞吐量超过千万人次的机场达到了26个，这些机场已经具备了发展空港新城的基本前提条件。根据我国主要临空经济区产业发展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临空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航空产业带动模式、物流带动模式、综合经济区模式、空港城模式。我国大部分航空港区都处于临空产业集聚的萌芽或成长阶段，更多表现出航空主业带动及物流带动两种模式。

高铁新城也是交通枢纽型新城新区。根据高新城新的分类研究，目前高铁新城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以超大城市如天津、广州等高铁新城为代表，人口集聚力很强，生产要素流动加快，总部楼宇、高端商业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优化，站点周边不同功能的用地圈层扩展态势明显。第二类以南京、武汉等特大城市的高铁新城为代表，这些高铁新城的正在进一步强化城市区域中心地位，新城规划面积普遍较大，基本定位为城市的副中心，不断吸引周边要素流动集聚，推进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演变。第三类情况是：高铁站一般设置在城市外围，更有利于承接周边城市的产业转移，高铁新城周边有一定的发展，但同时面临着自身要素流出的危险。第四类高铁新城定位普遍过高，规划面积偏大，城市周边建设缓慢，在与周边城市竞争中受到虹吸作用影响而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十大问题困扰当前新城新区的健康发展

新城新区面临的问题 ，突出反映了粗放式增长的症状，造成了空城、鬼城等现象，带来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新城新区发展不可持续。这些问题包括：规划上不切合实际、定位上同质化、部分功能冗余、企业集聚的不利因素出现叠加、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工程技术研究基础不足、管理机构不顺畅、融资渠道窄方式单一、创新资源的转化不充分。这些问题有的由来已久，有的在近两年表现得更加突出，值得引起注意。

 

3.1 规划上不切合实际。

例如在空港新城的规划定位方面[1]，主要体现在对枢纽机场的发展定位以及临空产业的发展规律没有清晰的认识，就急于推出空港新城的发展概念。在既有提出建设空港新城的机场中，有大量的机场客运量远远不足1000万人次，机场尚不具备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实力，然后实施项目，进行建设、招商等。导致机场周边产业发展杂乱无序，土地利用低效、基础设施配套缺乏等问题出现。我国现有的空港新城规划面积普遍偏大，大多都超过了100平方公里，广州空港经济区规划范围439平方公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面积415平方公里，规划建设范围远远超出了国际成功的空港城发展范围。规划面积偏大很容易造成空港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浪费，建设无序的问题发生。

3.2 定位上同质化明显。

京津冀区域临港产业定位重叠现象一度十分明显，近年来虽然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 ，努力推动差异化定位，但以往留下来的问题断非短时间可以解决，研究显示，滨海新区、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等临港新城、新区的产业，突出地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以低端的工业、制造业为主，整体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二是与近邻的临港园区雷同。

高铁新城是近年来发展的热点，大部分高铁新城的功能都定位于城市的副中心，由此再析出商务金融、文化休闲与娱乐、居住、行政办公等功能。由于缺乏对高铁新城的具体深入的分析，多座高铁新城的功能相同或大同小异。
3.3 部分类型的新城新区功能冗余。

以保税区为例[2]，1990 年保税区初建时的功能定位是“仓储、转口贸易和简单的加工装配”，但是在实践中，我国保税区基本上都以出口加工和进出口贸易为主要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与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雷同的功能，保税区没有凸显自身的独特性。在贸易功能方面，仍主要表现在国内转口贸易上，而国际转口贸易所占的较少；仓储物流功能方面，由于我国转口运输不发达，加之大多数仓储物流企业管理水平较低，区内基础设施不完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税区仓储物流业发展。

另外保税区的位置一般都处于我国的沿海开发区，与其他的经济特殊区域相毗邻，这样再形成产业上集聚的同时也形成竞争态势，导致保税区现有功能与其它特殊经济区交叉、重叠，限制了保税区其他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即使在保税功能上，由于区外还有大量保税工厂、保税仓库，保税区虽然有进口延迟纳税、存储没有期限限制的优惠政策，但是优势并不突出。
3.4 企业集聚的不利因素叠加。

据多位被访谈对象介绍，2013年是西部某国家级新区投资建设最为火热的一年，2014年投资建设热度有所下降，2015年建设热度显著降低。总的来看，近2~3年以来，该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趋缓，一度出现了建设停滞的境况[3]。2016年，尽管该新区的城市基本轮廓已显，但相关配套服务体系仍需完善，产业规模尚未达到理想的集聚状态，要素资源吸纳能力较弱，与2015年的设定目标尚存一定差距。许多在建企业的厂房建设停滞，出现了以下情形：①对新区发展持观望态度；②企业资金短缺：③企业处于试投产状态；④市场不景气和需求量小；⑤产品生产工艺落后。
3.5 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 。

西南某新区的开发模式属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4]。从土地供应情况来看，该新区在实际运作开发中存在明显的“强政府、弱市场”现象，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项目占总用地的52.33%，主要包括行政办公、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市政设施等非营利的公共项目；通过招牌挂出让方式的土地仅占47.67%，其中，住宅项目占出让用地的74.63%，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占15.53%，工业项目占5.24%，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拉动，产业投资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市场机制尚未在新区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到。在缺少市场力调配的新区开发模式下，以高等教育、行政办公用地为主的单一功能用地，其人口密度具有周期性、瞬时性的变化特征，很难形成持续扩大和升级的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不利于市场主导下的商业、餐饮、娱乐等服务设施和功能的进入，不能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来促进吸引人口的聚集，造成新区人气不足，难以持续培育新区的生产和服务功能，开发建设进展受到影响，造成新区的产业支撑不足，新区的建设和发展缺少内在动力和有效支撑，短期内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5]。

3.6 工程技术研究基础不足。

在全国普遍建设海绵城市、大力推广低影响开发技术的热潮下，不少城市在规划上存在用地规划及各种专项规划上存在脱节的现象。目前我国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各类相关专项规划中如何落实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和要求，是一个难点[6]。无论是市政设计院和建筑设计院以往的设计经验，还是从社会企业采用的技术，基本上都没有接触过海绵城市的相关设计工作，也不能独立承担相关建设工作，对此缺乏了解和实践，因此在这方面的设计只能边摸索边进行。从各地城市建设情况来看，部分研究人员对于LID的知识掌握还不到位，构建技术也存在效仿，并不确定是否适合于该地区建设，没有足够的理论、数据支撑。而往往工程技术如何制定实施这关键点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人们常常认为通过网络搜索、借助设计手册，或采用通用的计算工具就可以做出LID和海绵城市设计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3.7 管理运营机构不顺。

以空港新城开发为例。空港新城的开发建设牵涉到政府和机场两大利益主体，其次还有基地航空公司、物流公司以及企业等，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形成一个能有效协调这些利益主体的管理运营机构和实现多方共赢的开发建设运营机制，从而推动空港新城在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效益最大化。目前国内空港新城的建设缺乏统一的管理运营机构及开发建设机制，导致空港新城的建设呈现一种无序发展的状态，在广州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与运营的案例中，机场集团联合新加坡宇航科技要在白云国际机场周边联合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的航空维修园区，而南航则要在机场周边建设一个南航航空城，双方在空间选址上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导致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机场集团、基地航空公司之间产生众多的矛盾冲突，延缓了空港新城的发展[7]。

3.8融资陷入困境。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由于企业投资意愿整体下降，融资成本不断增加，银行为防范信贷风险，恐贷、拒贷现象明显等多重因素，尤其是银行银根紧缩的背景环导致企业预期融资的放空，资金链断裂，从而致使部分自主创新性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项目止于立项的最后一段。京沪线上某座中等城市的高铁新城开发的企业主体也大都陷入困境，2014年总体招商引资的协议引资为135亿元，累计到位的资金仅有66.5亿元[8]。

3.9创新资源转化不充分。

以武汉光谷为例[9]，光谷积聚了大量的创新资 源，有42所高校和56家省部级科研院所，58名两院院士，20多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80多万在校大学生，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但从创新资源向创新绩效转化的角度来看，与国内的中关村、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比，光谷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更无法与国际上先进的创新性园区相比。

 

 

3.10 对环境与历史文化造成破坏。

中国的新城新区建设作为快速城镇化的典型形式，在处理与当地自然及历史的关系上，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0]：

一、对当地自然地貌及生态环境扰动过大。一些地方大规模移山填海，挖湖堆山，掘土造景，破坏了当地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二、工业园区中的污染物排放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控制。废气、废水、废渣等不达标排放，造成周边环境污染；三、开发优先，没有很好地保护好当地的古迹和遗址。新城新区选址常位于农村地区，对现存或开发过程中发现的历史遗产，没有进行很好的保护，有些地方甚至人为地拆毁和破坏。包容性的城市发展应设法扭转以上局面。  

以五大理念推动新城新区健康发展不谈创新，新城新区的生命力就会终结

新城新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力，体现出新型体制机制的活力与竞争力。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首先就应在新城新区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新城新区的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了。以国家级新区为龙头，高新区与经开区为骨干，各类功能性的新城新区为支撑的新城新区体系，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引擎，是中国在新常态下谋求发展的主要平台。

新城新区最大的压力是创新、最主要的突破口是创新、最应该选择的路径是创新，最值得期待的前景来源于创新。如果不谈创新，已有的新城新区，其生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终结。如果不谈创新，一切以新城新区出现的新平台、新空间，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新城新区的新发展，需要重大理念创新。这些理念就是中国“十三五”规划中业已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新城新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面向未来，新城新区需要不断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率先作为：

在推进创新发展方面，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推动新城新区在发展定位、优化布局、产业升级、招商引资 、人才引进方面、考核指标体系等内容的全面创新，要把新城新区从政策依赖转向依靠创新激活，要从追求政策洼地变成竭力打造创新高地。工作重点在于强化政府管理部门的体制机制创新架构设计，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完善创业创新服务体系。

在推进绿色发展方面，要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行绿色制造，强化绿色监管，开展绿色评价，推广低碳管理模式。

在推进开放发展方面，要完善对外贸易综合服务措施，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推进双边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推动区域间产业协作对接，探索合作共建开发区模式和机制。在推进协调发展方面，要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东中西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区域，同一流域 区域新城新区的协调布局、协同发展。

在推进共享发展方面，要扩大新城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广已有制度成果。要不断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加强对进入新城新区就业与生活的转移就业人口的服务等等。

总之，新城新区，特点在新，问题在新；历史是新，未来是新。惟求新可以再生，惟求新可以图强，惟求新可使新城新区的活力不竭，竞争力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