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一方面或多或少被所忽略了，即‘先行先试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5月18日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高端会议上表示，对两市一省来说，比起很多产业机会，“打造若干先行先试平台”可能可能更重要。

        京津冀发展战略出台时提出，加快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抓紧开展试点示范，打造若干先行先试平台。

        蔡昉表示，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出台政策或实验项目等，大家首先都抓住产业发展机会，优惠政策，便利条件，这是比较容易抓住的机遇，但是借机允许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制度障碍，建设新体制，甚至花钱买新体制，这第二大机遇，有的地区抓住了，有的地区没有抓住。

        “第二大机遇可能没法直接看到GDP百分点增长，但是缺能奠定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蔡昉分析。

        谈到目前中国整体改革措时，蔡昉分析，有“三个认识”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认识是改革带来增长，不是人人都相信改革能够真正促进增长，但事实上改革带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甚至很多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第二个认识上是即使知道改革带来红利，但是就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来说，改革是要付成本，付出成本的地区和得到改革红利的地区不对称。因此，引起某些部门、某些地区观望等待。

        第三个认识是如果经济减速进入新常态是需求侧原因，好像不需要改革，或改革不用那么着急。而中央判断称供给侧、需求侧原因都存在，但是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因此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他进而谈到“供给侧改革”表示，供给侧改革可能带来改革红利收益是看不着的，红利出现了但不能把改革和改革效果直接对应上。他甚至进行了改革红利推算，2011年到2020年，如果每年劳动参与率能够提高一个百分点，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每年能够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的GDP潜在增长率是0.99个百分点。

        “改革是不是带来红利，是不是增长和改革，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涨”，蔡昉表示，他提到“三元悖论”称，中国新常态问题是在供给侧，用改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没有强刺激，也就没有金融风险。“改革、增长、稳定”构成的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可以利用稳定结构来同时实现三个目标。

        他还谈到中国经济前景表示，通过对中国经济改革红利的模拟得出，如果按过去趋势自然发展，中国潜在增长率会逐渐下降，但不会一下降到3%、4%，当降到3%、4%时是到2050年前后，那时中国可能是发达经济了。如果有不同组合、不同力度的改革全面得到实现的话，最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接近大写的“L”型。

        2016年5月18日，值中国河北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之机，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发改委、河北省工信厅、廊坊市人民政府共同协办，华夏幸福（600340）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财经》杂志、廊坊市商务局共同承办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高端会议，就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三地的产业协作与升级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