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形态，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国央企承担着保障国家安全、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服务国计民生的核心使命，其产业转型升级成效直接关系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速度与质量。  

“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凭借政策支持与资源禀赋，实现规模与效益双提升，资产总额从不足70万亿元增长至超90万亿元，五年间研发经费累计投入超4万亿元，在航空航天、能源电力、高端装备等“大国重器”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但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部分国央企仍存在传统路径依赖、创新转化不足等问题，转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亟待系统性破解，推动国央企向“新”而行、向“质”而进成为当前关键课题。  

一、转型痛点：路径依赖与结构失衡的双重制约  

（一）路径依赖固化增长模式  

部分国央企长期依托资源垄断、政策倾斜形成“稳赚不赔”的盈利惯性，对传统业务的路径依赖根深蒂固。尤其是传统制造、资源型国企，仍固守“重生产、轻服务”“重规模、轻效益”的经营理念，对数字化转型、绿色化改造、服务型制造等新赛道持观望态度，创新转型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不同类型国企研发投入强度差异显著，直观反映出创新主动性的差距：  

（二）产业结构适配性不足  

国央企在传统产业领域布局深厚，2024年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基础领域营收占比超70%，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滞后、占比偏低。尽管2024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已突破11万亿元，但在芯片制造、工业软件、量子科技等关键“卡脖子”领域的托底保障能力仍显薄弱；同时，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进度滞后，未能完全匹配新质生产力对产业结构的要求。  

（三）创新转化效率偏低  

国央企坐拥全国五分之一的研发人员、近四分之一的国家级研发平台，2024年国家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中占比超半数，创新资源富集程度位居各类市场主体前列，但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始终未完全打通。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应用的转化周期长、成本高，创新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二、转型难点：机制束缚与生态短板的深层阻碍  

（一）体制机制灵活性不足  

部分国央企受行政化管理模式影响，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不彻底。人事管理中“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存在，经理层、核心技术人员的晋升通道狭窄；劳动用工市场化程度低，“铁饭碗”思维未彻底打破；收入分配仍存在平均主义倾向，“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直接抑制了人才创新活力与企业转型动力。  

山东省国资委改革实践数据直观体现了机制僵化的危害：通过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当年161名经理层成员因考核未达标退出岗位，印证了机制僵化是国央企转型的核心阻碍之一。  

（二）要素配置与数据瓶颈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数据、技术、人才等新型生产要素的高效整合与流动，但国央企在要素配置上存在明显短板：  

1.复合型人才短缺：既懂专业技术（如核技术、量子科技），又熟悉产业运营、市场拓展的跨领域人才供不应求，以核技术+医疗康复领域为例，目前专业人才不足5000人，与1.5万人的市场需求缺口巨大。  

2.数据流通壁垒：跨主体、跨层级数据共享难度大，数据标准不统一、格式不兼容，导致高质量数据难以转化为AI训练语料、决策依据，据测算，国央企内部可流通的有效数据占比不足70%。  

3.中试验证能力不足：专业化中试验证平台数量少、覆盖领域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中间环节衔接不畅，制约了技术落地速度。  

国央企转型核心要素缺口可总结为：  

（三）产业生态协同性欠缺  

部分国央企存在“单打独斗”思维，未能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产业链层面，上中下游企业协同不足，对中小企业的配套支持力度弱，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提升；在创新生态层面，产学研用融合深度不够，高校院所与企业间的成果对接机制不健全，创新联合体的协同效应尚未完全释放，难以形成“创新-转化-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三、破局路径：战略引领与机制创新的多维发力  

（一）战略聚焦：锚定三大方向优化产业布局  

紧扣“十五五”规划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保障领域”三大方向集中，实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扩容增量”双轮驱动。  

1.传统产业升级：深化“人工智能+”“数字化+”专项行动，在工业制造、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领域拓展800余个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通过技术改造激活存量业务价值。  

2.新兴产业培育：加大对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2025年一季度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6%，后续将进一步提升投资占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国央企新兴产业投资增速与传统产业改造进度呈协同提升态势，具体表现为：  

（二）机制革新：激活内生创新活力  

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人才与经营活力。  

1.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完善“能上能下”的人事机制，打破经理层“铁交椅”；健全“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优化人员结构；建立“能增能减”的薪酬机制，将绩效与收入深度挂钩，实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2.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对前沿技术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项目，设定合理的容错边界，鼓励科研人员大胆尝试、勇于突破，打消“不敢改、不愿改”的思想顾虑。  

3.推广“三共同”研发机制：由国央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产业公司、科研院所、高校共同选题、共同研发、共同转化，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  

（三）生态构建：强化链主作用与协同赋能  

发挥国央企产业链条长、资源整合能力强的优势，构建“链主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创新生态。  

1.壮大创新联合体：推动21家中央企业牵头的24个创新联合体规模化运营，带动超800家国企、民企、高校院所参与千余个协同创新项目，提升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  

2.开放中试验证平台：开放134个专业化中试验证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熟化、小批量试制、成果转化等专业化服务，缩短技术转化周期。  

3.打通首购首用通道：建立首台套、首版次、首批次产品采购绿色通道，优先采购国央企自主研发的创新产品，为创新成果提供市场化应用场景。  

国央企创新生态协同成效可总结为：  

同时，构建可信数据空间，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共享、应用标准，打破数据流通壁垒，推动数据要素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流转。  

（四）全球布局：提升国际竞争与合作能力  

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国央企国际化经营能力。一方面，巩固原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保障产业的国际优势；另一方面，推动核技术应用、高端装备、数字技术等优势产业“走出去”，通过技术输出、产能合作、品牌出海等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经营体系，提升国央企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企规划院认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国央企产业转型升级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的“必答题”。面对技术迭代加速、市场竞争加剧的新形势，国央企需主动跳出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以战略思维引领转型方向，聚焦新兴产业布局与传统产业升级双轮驱动；以机制革新释放内生动力，通过三项制度改革、创新容错机制等举措，激发人才与企业创新活力；以生态协同凝聚发展合力，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产业链上下游联动的创新生态。  

唯有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以协同制胜，国央企才能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扛起核心使命，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更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