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国资国企正站在产业结构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过去数十年，依托资源禀赋、政策红利与规模优势形成的发展“舒适区”，曾为国企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使其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迭代周期持续缩短、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推进，这一传统“舒适区”正被加速消解。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营收已突破11万亿元，占总营收比重持续提升，而部分固守传统业务的国企则面临增长乏力、效益下滑的困境。这一现实深刻表明：舒适区里没有可持续增长，新赛道上才有新未来。对国资国企而言，破局“舒适区”不是选择题，而是产业升级的必答题；重构新赛道不是短期攻坚，而是长期发展的核心战略。  

一、走出舒适区：国企产业转型的时代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  

国资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和支柱力量，其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直接关系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成效。长期以来，稳定的市场格局、成熟的业务模式与标准化管理体系，既是国企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优势，也逐渐固化为路径依赖与转型壁垒，突出表现为三大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一）业务路径依赖：存量思维制约增量突破  

在传统发展模式中，国企凭借资源垄断、政策支持等优势，在能源、制造、基建等传统产业领域形成了稳固的市场地位，部分企业因此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过度依赖存量业务的盈利模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敏感度不足，缺乏主动迭代的意识与能力。例如，一些传统制造类国企仍固守“重生产、轻服务”“重规模、轻效益”的经营理念，对数字化转型、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持观望态度，导致在新兴产业布局中起步滞后。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尽管2025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已达1.1万亿元，连续四年超过万亿元，但仍有部分地方国企研发投入强度不足1%，远低于中央企业2.86%的平均水平。这种对传统路径的依赖，使得国企在产业迭代加速的背景下，逐渐丧失市场主动权，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产业结构固化：动能转换滞后于发展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国企仍存在传统产业占比偏高、新兴产业布局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等领域的营收占比超过70%，这一布局凸显了国企的战略功能，但也意味着传统产业转型的任务艰巨。以能源行业为例，部分国有能源企业仍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营业务，新能源业务占比偏低，在“双碳”目标下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与此同时，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国企的布局规模与市场竞争力仍有待提升。尽管2025年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5万亿元，占总投资的41.8%，但与国际领先企业相比，在核心技术突破、产业链整合等方面仍存在差距。产业结构的固化导致国企增长动能单一，抗周期能力较弱，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三）体制机制约束：内生动力未能充分释放  

产业转型的深层瓶颈在于体制机制的束缚。长期以来，部分国企受行政化管理模式影响，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够健全，在激励约束、决策效率、创新容错等方面与市场化主体存在差距。在人事管理方面，“能上能下”的机制尚未完全落地，部分企业仍存在“论资排辈”现象；在劳动用工方面，“能进能出”的市场化用工机制有待完善，人员结构优化缓慢；在收入分配方面，“能增能减”的薪酬制度执行不到位，平均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山东省国资委的改革实践表明，通过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省属企业已有161名经理层成员因考核未达标退出原岗位，竞争上岗的中层管理人员比例超过八成，企业活力显著提升。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体制机制的僵化是制约国企产业转型的关键因素，只有打破行政化管理逻辑，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才能为产业转型注入持久动力。  

从政策导向来看，中央与地方国资委多次强调，要以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为总抓手，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2025年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收官之年，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聚焦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等重点方向持续发力。在这一背景下，国资国企走出“舒适区”已不是可选动作，而是落实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走出舒适区，不是否定存量业务的价值，而是要在巩固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以主动产业升级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不是盲目跟风转型，而是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实现精准卡位、错位发展。  

二、重构新赛道：四大产业维度的系统破局路径  

从产业分析视角来看，国资国企重构新赛道并非单一维度的业务拓展，而是战略、产业、机制、生态四位一体的系统性重塑。这一过程需要国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以市场化、专业化、协同化的理念，构建“战略引领、产业支撑、机制保障、生态赋能”的转型体系，实现从“存量依赖”到“增量突破”、从“单体竞争”到“生态竞合”的根本性转变。  

（一）战略重构：从被动守成到前瞻卡位，明确赛道定位  

战略是产业转型的灵魂，重构新赛道首先需要重构发展战略，实现从“守成维稳”到“前瞻卡位”的转变。国资国企的战略重构必须紧扣国家战略与区域禀赋，以产业链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明确核心赛道与发展方向。  

在战略取舍方面，要坚持“瘦身强体”与“增量布局”同向发力。一方面，坚决清理非主业、非优势、低效率业务，腾挪资源聚焦主责主业。近年来，中央企业有序推进战略性专业化重组整合，2023年以来新组建成立了4家中央企业，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例如，中国一汽、中国旅游集团完成动力电池、邮轮运营资源整合，通过业务聚焦提升了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发展先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形成新的增长极。2025年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占比已达41.8%，卫星通信、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专业化整合持续推进，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战略落地方面，要以“十五五”规划为牵引，构建精准化的布局体系。通过绘制产业链全景图、技术路线图与招商路线图，明确在产业链中的定位与分工，避免盲目跟风与低水平重复建设。例如，通用技术集团围绕“工业母机”产业链，战略重组大连机床、沈阳机床等行业骨干企业，并联合东方电气集团开展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形成了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布局。同时，要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布局。东部地区国企可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高端产业，中西部地区国企可依托能源、矿产等资源优势，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形成东中西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二）产业重构：从存量依赖到增量突破，构建双轮驱动  

产业重构是重构新赛道的核心载体，关键在于实现“传统产业焕新”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双轮驱动，打造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结构。国资国企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激活存量，也要通过链主引领、生态合作拓展增量，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在传统产业焕新方面，要以技术改造为抓手，延伸全价值链。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改造等手段，依然可以焕发新的生机。例如，中国华能坚持绿色低碳转型主攻方向，近三年新增新能源装机超6000万千瓦，发展“含绿量”持续提升；中国海油推进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发展，2025年战新产业营收占比突破15%。国企要聚焦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运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同时，延伸“产品+服务+解决方案”的全生命周期价值，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一体化服务转型，提高产业附加值。例如，国家电网通过建设智慧能源平台，实现了电力生产、传输、消费的全链条智能化管理，既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又拓展了增值服务业务。  

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要以链主身份强链补链延链，快速形成规模效应。国资国企凭借资金、技术、场景等优势，在新兴产业发展中应主动担当“链主”角色，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通过并购重组、股权投资、生态合作等方式，整合产业链资源，弥补核心技术短板，快速扩大产业规模。例如，国资委发起设立的央企战新资金首期募集达到510亿元，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同时，要推动“AI+”“制造+服务”“科技+资本”的跨界融合，培育新的产业形态。例如，央企发布首批40项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通过开放核心场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深度融合，推动整个产业体系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跃迁。  

（三）机制重构：从管控导向到激活导向，释放产业动能  

机制是产业转型的底层支撑，重构新赛道必须同步重构市场化经营机制，实现从“行政化管理”到“市场化激活”的转变。只有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充分释放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活力，为产业转型提供持久动力。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是机制重构的核心抓手。要坚决落实“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要求，打破平均主义，树立“有为才有位”的鲜明导向。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方面，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将经营绩效与薪酬、晋升、退出直接挂钩，对考核不合格的坚决调整退出。2025年央企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比例已达到6%，真正实现了“能者上、庸者下”。在员工“能进能出”方面，推行市场化招聘，严控总量、优化结构，通过“控机构、控岗位、控总量、控总额、控招录”的五控改革，构建精简高效的用工体系。山东省属企业通过改革，总部机构数量精减14.9%，总部定员数量精减15.9%，人员结构显著优化。在收入“能增能减”方面，健全与业绩和贡献紧密挂钩的薪酬分配机制，提高浮动工资占比，对核心骨干人才推行市场化薪酬、项目跟投、中长期激励等政策。山东省属企业经理层成员薪酬中浮动部分占比最高达70%，有效激发了干事创业动力。  

建立创新容错机制是鼓励探索的重要保障。产业转型与新赛道培育具有高风险性、高不确定性，需要宽容失败、鼓励试错的制度环境。要区分探索性试错与管理性失误，明确容错免责的适用范围与程序，让创新者敢于担当、勇于探索。例如，部分国企建立了科技创新容错清单，对在技术攻关、产业培育过程中因不可预见因素导致的失败，不作负面评价、不追究相关责任，有效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同时，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力度，落实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让科研人员分享创新收益。截至2025年，央企已深入实施100项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四）生态重构：从单体竞争到生态竞合，提升整体效能  

现代产业竞争已不再是单一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的生态竞争。国资国企重构新赛道，必须打破“单打独斗”的思维定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构建产业生态，实现从“单体优势”到“生态优势”的转变。  

开放应用场景是构建生态的关键举措。国资国企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实施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是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重要资源。要主动开放技术验证、产品测试、市场应用等场景，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成长空间。例如，央企对外开放中试验证平台134个，在16个重点行业打造800多个应用场景，带动了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企通过发布应用场景需求，引导中小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形成了“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的协同创新格局。  

集聚高端要素是强化生态支撑的核心内容。要搭建产业基金、创新平台、孵化载体等要素聚合平台，吸引技术、资本、人才等高端要素向产业生态汇聚。在技术要素方面，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025年中央企业23个创新联合体新吸纳超过100家创新主体参与攻关，在前沿领域实现一系列突破。在资本要素方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产业生态培育“幼苗”。在人才要素方面，通过市场化薪酬、股权激励等政策，吸引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目前，中央企业已凝聚起一支超144万人的研发力量，两院院士238人，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推动专业化整合是提升生态效能的重要途径。要打破区域、层级、所有制限制，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重组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与协同效率。2023年以来，中央企业有序推进战略性专业化重组整合，新组建成立了中国雅江集团、中国长安汽车等企业，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地方国企也积极开展跨区域整合，例如，山东省属企业通过重组整合，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团。通过专业化整合，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还能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国有经济在重点产业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三、落地逻辑：产业转型的实操原则与风险防控  

重构产业新赛道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的实操原则，既要勇于突破，又要稳妥推进，确保转型之路行稳致远。从实践来看，国资国企产业转型应把握“四个先、四个后”的原则，同时严守风险底线，实现高质量、可持续、低风险发展。  

（一）先诊断后布局：精准定位避免盲目跟风  

产业转型不能脱离企业实际，盲目追逐热点。在布局新赛道之前，必须对企业的资产状况、业务结构、技术能力、人才储备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诊断，明确自身的优势与短板。要结合国家战略导向、产业发展趋势、区域资源禀赋，科学评估进入新赛道的可行性与潜在风险，制定差异化的转型策略。例如，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国企可聚焦原始创新，布局未来产业；资金实力雄厚的国企可通过并购重组，快速切入新兴产业；传统制造类国企可优先推进数字化、绿色化改造，激活存量业务。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产业监测与评估机制，及时跟踪产业发展动态，调整优化布局策略，避免陷入“转型陷阱”。  

（二）先试点后推广：小步快跑降低转型风险  

新赛道培育具有高不确定性，大规模全面铺开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应采取“小步快跑、试点先行”的策略，选择细分领域或重点项目进行试点，验证技术可行性、商业模式与盈利前景后，再逐步推广复制。例如，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可先在生产制造、客户服务等单一环节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全面推广；在新能源产业布局中，可先选择资源条件优越的区域建设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的模式后再扩大规模。这种“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既能降低转型成本与风险，又能为全面转型积累宝贵经验，提高转型成功率。  

（三）先机制后产业：筑牢基础保障转型持久  

体制机制是产业转型的“牛鼻子”，没有市场化的机制支撑，产业转型难以持续。在推进产业转型之前，应优先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打破行政化管理束缚，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决策机制、创新机制。只有先把“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的机制建立起来，把创新容错、人才激励的政策落实到位，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产业转型提供持久动力。反之，如果机制改革滞后于产业转型，即使短期内通过投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山东省国资委的改革实践表明，通过先完善三项制度改革长效机制，再推进产业布局优化，省属企业的转型成效显著，活力与效率持续提升。  

（四）先安全后发展：严守底线确保行稳致远  

产业转型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贯穿始终。要严守合规经营底线，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规范决策程序与经营行为；严守风险防控底线，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与处置机制，重点防范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严守债务安全底线，合理控制资产负债率，避免盲目扩张导致债务风险。2025年国资委全面实施“一企一策”考核，个性化指标占比达到76%，引导企业提升经营质量和内在价值，而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同时，要守住产业链安全底线，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快自主创新，减少对外依赖，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控。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发展，才能实现产业转型的长期目标，真正做到行稳致远。  

中企规划院认为，国资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破局“舒适区”、重构产业新赛道，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国资国企在布局结构、科技创新、公司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转型压力，产业转型的任务依然艰巨。  

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国资国企重构新赛道必须坚持“战略引领、产业为本、机制为魂、生态为基”的核心逻辑。在战略层面，要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与“三个集中”要求，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实现精准卡位与差异化发展；在产业层面，要坚持传统产业焕新与新兴产业培育双轮驱动，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激活存量，以链主引领、协同创新拓展增量；在机制层面，要持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健全创新容错与人才激励机制，释放内生动力；在生态层面，要打破“单打独斗”思维，构建“四链融合”的产业生态，提升整体竞争力。  

从实践落地来看，国资国企应把握“稳中有进、循序渐进”的转型节奏，既要避免“急功近利”式的盲目扩张，也要防止“畏难不前”式的消极等待。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针对自身存在的路径依赖、结构固化、机制束缚等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方案；坚持试点先行与全面推广相结合，降低转型风险，提高转型成效；坚持短期攻坚与长期布局相结合，既要快速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也要构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展望未来，随着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国资国企的战略功能将进一步强化，核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国资国企唯有主动跳出“舒适区”，以改革为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创新为翼引领产业迭代升级，以实干为基夯实转型发展根基，才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扛起使命担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