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对外开放的产物。禀赋规律决定了，即便拥有了所有的原料和技术，可以生产所有的产品，提供所有的服务，也不可能在所有的产品和服务的门类上都具有比较优势。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是不足以进入外部市场的；而如果单单依靠内循环，中国就无法再维持高速度或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要发展生产力，海量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人才缺一不可，但人才最为可贵。因为再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流动性很强，技术的扩散虽然可能受到阶段性的阻挠，但是长期来说也是不可阻挡的，唯有劳动力最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迁移。

对内维度上走向新发展阶段

关于“初次分配主要是侧重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补充”。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是讲三次“分配”，但并不是说只有政府才是“分配”的主体，实际上，任何一次分配，都是市场、政府、个人在协作中共同完成的。相应地，任何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个人，任何不尊重市场规律的政府，任何不遵守法律法规、不响应群众合理诉求的秋叶，都将失去参与分配的资格。其次，三次分配虽然各有偏重，但是任何一次分配都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做必要的斟酌——第一次分配奖励多劳多得，只要是合法的劳动所得，上不封顶，这是效率的一面。第二次分配，通过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来起效，突出公平。第三次分配，讲求补充，意在让相对富有的群体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对最为贫困、弱势的群体进行补充资助。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一，解决好人口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提高生产力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而高质量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要提高生产力，因此本质上同样是人的问题。第二，解决好城市的发展和治理问题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发展中小城市，为日渐萎缩的村镇找到新出路，绝对是值得重视的工作。其次，关注城市的发展和治理也关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打造优质文化生活才能成就高质量发展。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也就是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向追求生活文化品位过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