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佐军，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创新发展列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显然，全会已提出了全面创新的观点，全面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动力创新、产业创新、空间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其中制度创新也就是改革。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是创新

哈佛大学迈克·波特教授将国家竞争优势分为三个阶段，即为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中国过去30多年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进入新常态之后，向创新驱动转型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任务。过去很多年来中国通过高投资、高消费、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现在碰到了“天花板”，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经济才能向新常态过渡，而新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来自创新，也即创新动力。

动力分为两种，第一种动力是供给侧的动力，有经济增长的供给。经济增长一方面取决于过程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这两个都是供给面的主要力量。十八届五种全会特别强调：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彭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这段话主要从供给面角度出发，主要通过新的科技要素来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即要素升级。第二种动力是需求面的动力，比如，消费强调要引导消费朝着只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投资强调要增加有效投资，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也就是P2P模式；出口强调要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创新的关键是深化改革

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中国最大的发展红利来自改革。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制度创新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验证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就是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增加人力资本、知识增长和信息化等。全面创新与“三大发动机”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创新即制度变革，产业创新、空间创新与结构优化有交叉，科技创新与要素升级有交叉。在资源约束加剧、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全面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下大力气破除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意义重大，但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要把科技改革与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结合起来，敢于破除制约创新的一切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努力克服目前科技创新中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现象，加快建立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消除科技仪器设备分割独占的弊端，提升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水平；打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研人员动力不足的障碍，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分阶段的，首先推进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则落后于经济改革，分阶段的改革必然造成制度漏洞。制度漏洞不但不能被堵住，反而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强化。这种情形导致了奥尔森所说的“制度硬化症”，由于从制度漏洞中获得既得利益的集团捍卫、强化，甚至利用了制度漏洞，使得社会的整个制度系统应变能力丧失，制度变得僵化。中国经济在自主品牌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迟缓，正是“制度硬化症”的一个具体体现。制度漏洞累积将导致政治、社会、文化、经济领域风险。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看，人们愿意改革，是希望从改革中获得收益。但有些收益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所形成的制度漏洞导致的。因此，尽管社会的成功转型要求修补这些漏洞，但是，如果进一步改革会使既得利益（包括不正当收益）丧失，可能曾经的改革者就会变成反改革者。这正是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改革悖论”。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难以最终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是因为无法克服改革悖论：改革只能走半程，而制度的成功转型，则在遥远的彼岸。

因此，中等收入国家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需要破除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需要制度创新。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创新，中国最大的发展红利就是改革的红利，而且，改革理论也要创新，以前的改革理论主要是渐进式改革、双轨制改革、增量改革等，今后要推进科学改革，因此要在人本改革、全面改革、公平改革等理论方面进行创新。

全面创新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一方面要淘汰落后产能，淘汰低附加值产业，另一方面要发展高附加值或者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科技创新是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基本手段。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它们有如下共同特征：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7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而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9%，对外技术依存度大于40%。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世界最主要创新型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对于科技创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特别是“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鼓励人才弘扬奉献精神”，这方面的改变是第一次，且力度很大。

2015年11月17日，湖北省政府发布《关于推动高校院所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研发活动的意见》，出台九条激励措施，全面加快湖北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其中软件开发类、设计类、规划类和咨询类项目的比例最高可达团队使用经费部分的70%，劳务收入不计入工资总额，获纳税优惠等，调动高校院所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对科技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在创新主体，而创新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又取决于好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我国现行科技体制还很不完善，使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动力不够，其原因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权不够，科研管理部门对其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同时，科技领军人才的人财物自主权也不够，表现在其人财物的支配权和技术路线的决策权不够，导致其创新的积极性受影响。创新有投入，也有风险，要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就要有较宽松的环境，要宽容失败，允许出错；同时，要使科研人员的投入获得应有的回报，包括经济的回报和非经济的回报。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中国需要全面创新，摒弃路径依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世界期待看到一个全面创新的中国。(来源：区域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