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方案应该是一个新提法，是在2016年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比较明确提出来的。如果放到G20这个背景之下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方案的制定就不仅仅是出于服务于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考虑，应该还有对全球其他经济体，或者是对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互动的考虑，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对将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说到方案，首先应该是可操作的，而且是可评价的。所谓全球经济增长的方案，对全球来说就应该有一定的共性，无论是在经济的增长领域方面，还是在配套措施方面，以及全球的治理等方面，都要有所考虑。其次，所谓的方案就是要用来解决问题的，因此应该是问题导向。既然是问题导向，同时要可操作，将来要可评价，还要体现对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或者其他方面有所改善，有所贡献，其复杂性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就中国自己改革开放近40年所积累的资源和所积累的经验，或者各个方面所积聚的要素来看，我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特别是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面，还是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资源和要素的。在其他方面如发展理念、制度建设、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等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目前可能仍然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

　　因此，如果需要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方案出来，而且还是要满足全球各个经济体不同条件和需求的方案，还是要以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的经验作为基础。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关于经济增长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或者两个阶段。第一个层面或第一个阶段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起点。通过改革放松计划经济时期的粮食生产和收购计划，我们去除了粮食生产、流通、销售和消费各个层面的计划管制，大大释放了农业生产领域的生产能力和动力，由此不仅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还带动了整个农村、农业、农民“三农”的发展，完成了第一轮的经济增长动力释放，也为我们随后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涉农领域改革成功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总结起来无非以下几点：第一，解除了对农村劳动力使用的束缚；第二，解除了对农用土地使用的束缚，第三，解除了对农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束缚。劳动力要素的释放，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要素的释放，与土地要素释放的结合，促使农业生产有了快速增长，不仅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同时还为后来第二轮的城市和工业领域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积累。客观地看，因为中国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不高，当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制度创新，是对涉农的劳动力、土地和农产品生产计划的制度创新，这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也为后面工业领域的改革提供了资源和积累。

　　第二个层次或者第二个阶段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城市或者工业领域的改革，是从价格体制改革开始的第二轮改革。在此之前，所有的工业生产都是通过计划统筹安排，工业品原材料的采购供应，工人的用工安排，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到随后流通销售环节，都是按计划来进行。通过第二轮改革打破了这种计划安排，企业可以在计划之外生产产品，进行销售，获取计划外的收入，工人也可以得到额外的奖励。此阶段出现了一大批乡镇企业，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私营、民营经济，带来了整个工业产品价格的放松。后来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和放松，包括引进外资。这个阶段的改革成功，不仅解决了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供应不足，丰富了消费品的供给，而且出口到全球市场，带来大量的贸易顺差，解决了大量的就业，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快速增长为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奠定了基础。

　　总结第二阶段的成功经验，消费品价格的放开起了关键的作用。随着消费品的生产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换，生产经营机制的灵活性不断增加，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不断强化，制造业的活力不断被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随之不断增强。第二个关键要素是低端制造业与人口红利的结合。工业化初期最容易的切入点是低端制造业，行业门槛不高，特别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不高，但是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很大。正好经过前期第一轮的涉农改革，从农业释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虽然这些由农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还是一个低端的层次，但是由于当时的制造业大量的是属于加工型的，并不是高端层次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包括当年深圳大量的来料加工企业，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地区招工。当然，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对工人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产业工人，构成了这几年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但就目前制造业所处的发展水平和层次来看，基本上还是处于中低端的水平，从人力资本的积累来看，也算不上是高端。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关键要素，如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都是制造业所需要的。在如何激发这些要素的活力方面，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探索创新就是设立各种不同的改革开放特区、试验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政策安排、资金动员、人员组织和物理施工，形成了很多个得以让上述诸要素充分发挥活力的小环境，为制造业的聚集和发展提供持续的制度政策环境、资金筹措调度、人力资源组织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这些探索和创新既涉及带有一定软件性质的制度和机制性因素，又涉及带有一定硬件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涉及软硬结合的技术、资金、人力、管理等要素。尽管诸如试验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等不是中国特有的创新，但是中国胜在数量多、类型全、分布广、成长快、效率高、推广迅速。很快，经济特区、试验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经验和做法就被复制推广，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这些区域也是构成目前中国经济版图中制造业的核心区域、出口产品的主要供应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区域、居民财富积累最快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如果说上述改变还只是局限于市场的生产组织和消费层面，并且局限于一定的区域范围，那么，已经开始并且正在不断推进的要素市场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将带来经济生活核心的改变。

　　前两轮改革主要解决了粮食和消费品的生产供应问题，不仅满足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还出口到全球市场，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由此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二，同时也推动了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升，2015年中国居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7 800美元，从一个低收入经济体迈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总体看来，这两轮改革有一个共性，就是进行供给方面的改革，改变以往的农产品和消费品的生产供应方式，形成更加灵活的市场化的市场供应方式，从而使得生产供应迅速扩张，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出口国际市场。

　　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尤其要弄清楚的是：是否还存在像前两轮那样让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机会？如果存在的话，又应该怎么做？如果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那么，在前两轮改革建立起来的规模优势上提高质量就是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如果中国要沿着制造业的路子再往前走，那不能是光靠规模扩张就可以实现的，必须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在原创上下功夫，这就要持续不断地推进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同时持续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积累更多的创新能力，开发更多的原创技术和产品。这项工作的完成更多的是依赖于市场主体的行为而非政府的行为，政府可以起引导的作用，提供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和环境。

　　如果我们还想寻找像前两轮那样让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机会，那么，可能还有一个领域，那就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就像对食品的需求和对消费品的需求一样，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足够大的市场。公共服务涵盖了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从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民生，到养老等社会服务一系列的活动。目前这方面的供应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很多方面跟原来计划经济的安排是差不多的。怎么通过改革来激发活力，就像早期在农业和工业领域里面所做的改革一样，从而达到扩大公共服务的供应，满足居民需求，应该进行深入研究，这可能也是下一个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