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库’创立4个月，烧了100多万元，现在沦于只能等待外人来结束‘地库’的生命……那种滋味是我这辈子的动力。”春节前，杨炳龙在朋友圈发出了一则令人伤感的公告，他在深圳运营的孵化器“地库”准备转让了，请朋友们帮忙转发寻找接手方。

　　“地库”关门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科技寺深圳孵化器市场顾问李东娆目睹了孵化器的潮起潮落，2015年上半年，她所在的深圳南山附近的公交车、广告牌上处处都是孵化器的广告，一栋建筑里从顶层到地下室都可能有孵化器，而如今朋友圈内、饭桌上常常听到孵化器关门的故事。

　　伴随着“双创”浪潮，近两年内，我国各地新建了不少众创空间、创业咖啡馆、创客空间等孵化器。这些孵化器作为初创团队的办公场所，帮助他们对接资本，举办交流活动。但是，孵化器同质化、经营者能力差异、依赖补贴、选址距离城区远等问题严重。

　　工位从未坐满 一场活动只有两人参加

　　杨炳龙原本是一名创业者。2015年上半年创业如火如荼，国 家领导人频频出现在各地为创业者加油打气，一些知名的孵化器里总是人头攒动。他想，自己做过律师，也和不少投资人相熟，不如运作一个平台，帮助创业者拿到投资，成为独角兽。

　　那时候，他在深圳南山租了1000平方米的地下室，精心设计和装修后起名“地库”，总共有5个办公室和70个开放式工位。他跟合伙人凑了几十万元，还吸引身边10个朋友，众筹了100万元。

　　他算了一笔账，根据每月800元一个工位的租金计算，如果工位全部出租满，刚好可以抵销“地库”的租金和水电，而管理团队提供的创业服务和融资顾问服务，就会成为利润来源。

　　“但真正运营起来才发现跟想的是两码事。”杨炳龙感触颇多。

　　首先是入驻率太低了。初创团队多为3～5人的小公司，原本预计可以入驻20个团队，可是最 高峰时只有10个团队。“地库”采取的是收租金不占股的经营模式，但自己的名气不够大，对创业者来说吸引力并不算高，伴随着2015年下半年资本寒潮来临，有工位需求的创业团队越来越少。

　　其次是竞争压力大，同质化问题严重。据他估计，光在深圳，每月举办的创业活动就有200多场。他也曾邀请一些投资机构来讲座，最初状况不错，往后越来越困难，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参加。

　　最关键的是，杨炳龙深感资源太有限，无法帮助创业团队取得关键性的发展。“地库”虽然在大学附近，但是入驻的初创团队多数为有经验的人，大学生很少。

　　在“地库”运营的4个月内，只为一个入驻团队成功对接了投资人。然而，由于在对接之前并未签署财务顾问协议，杨炳龙就匆匆介绍双方认识，双方最后自行对接上了，没法收取融资佣金。

　　一方面是收入无法覆盖租金，另一方面是高额的人工成本，导致“地库”每个月亏损12万元，当100万元快用完的时候，杨炳龙知道自己实在是运营不下去了。抱着尽量减少投资人损失的想法，他发出了“地库”转让的信息，但记者截至发稿时，杨炳龙仍在寻找合适的受让方。

　　孵化器一拥而起 形态多样 良莠不齐

　　熟悉深圳创业环境的李东娆回忆，深圳当地的孵化器是在2015年上半年有爆发性发展的，那时候天天都有孵化器开业，看上去宣传语都差不多。

　　李东娆分析，深圳有创业热情和产业基础，但相比北京仍有差距，孵化器作为聚集创业资源的地方，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她当时就隐约觉得：这会不会太多了？

　　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上200米的距离内，聚集了数十家创业孵化器。除去最早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接纳草根创业者的“车库咖啡”，做媒体的36氪和做企业的联想都做了孵化器，刘强东带着奶茶妹妹开了京东奶茶馆，清华经管学院做了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数据显示，中关村创业大街日均孵化1.6家创业企业。

　　孵化器的形态也越来越多。3W咖啡、车库咖啡、天使汇、创业家、36氪等为代表的创业服务交流平台通过圈子文化，对于入选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给予一定数额的种子资金以及创业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孵化后又会继续将优秀项目推荐给风险投资，同时也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除去投资机构，地产商也蠢蠢欲动，其中最著 名的是潘石屹。他在自己的SOHO里专门辟出空间打造SOHO 3Q。虽然价格较高，但潘石屹亲自站台和创业者玩得不亦乐乎，无形中帮助创业者提升了知名度。至于目的，潘石屹承认，房地产市场存在过剩，共享空间是去库存的好方式。

　　成都、贵阳等省会城市也兴办了孵化器，其中不少为政府主导。

　　但不止一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一些二线城市，一些人打着“助力双创”“孵化器”的牌子从政府手里拿地，然而根本不管运营，“很多孵化器只有一块牌子，里面空空荡荡，从未有产出”。

　　即便是“北上广深”的孵化器，也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北京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和记者吐槽，自己最初在远离市区的一家政府孵化器，这里设施良好，每当有领导参观时都会来他的公司看看，他的墙上挂着和大人物的合影，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机会。但是，一年后他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进城两小时的通勤时间，“天天谈业务不能总跑来跑去的，效率太低了”。后来，他在中关村租了两室一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圳创业者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最初受到“免租金”的诱惑入驻，但是当公司发展起来后，孵化器提出了占股要求，自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孵化器以各种方法最终将他们赶了出去。